《史通·鉴识》原文及翻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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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通
原文：
夫人识有通塞，神有晦明，毁誉以之不同。爱憎由其各异。盖三王之受谤也，值鲁连而获申；五霸之擅名也，逢孔宣而见诋。斯则物有恒准，而鉴无定识，欲求铨核得中，其唯千载一遇乎!况史传为文，渊浩广博，学者苟不能探赜（zé）索隐，致远钩深，乌足以辨其利害，明其善恶。
观《左氏》之书，为传之最，而时经汉、魏，竟不列于学官，儒者皆折此一家，而盛推二传。夫以丘明躬为鲁史，受经仲尼，语世则并生，论才则同耻。彼二家者，师孔氏之弟子，预达者之门人，才识本殊，年代又隔，安得持彼传说，比兹亲受者乎!加以二传理有乖僻，言多鄙野，方诸《左氏》,不可同年。
逮《史》《汉》继作，踵武相承。王充著书，既甲班而乙马；张辅持论，又劣固而优迁。然此二书，虽互有修短，递闻得失，而大抵同风，可为连类。班氏式遵曩例，殊合事宜，岂谓虽浚发于巧心，反受嗤于拙目也。
刘祥撰《宋书·序录》,历说诸家晋史，其略云：“法盛《中兴》,荒庄少气，王隐、徐广，沦溺罕华。”夫史之叙事也，当辩而不华，质而不俚，其文直，其事核，若斯而已可也。必令同文举之含异，等公斡之有逸，如子云之含章，类长卿之飞藻，此乃绮扬绣合，雕章缛彩，欲称实录，其可得乎?以此诋诃，知其妄施弹射矣。
夫人废兴，时也。穷达，命也。而书之为用，亦复如是。若乃《老经》撰于周日，《庄子》成于楚年，遭文、景而始传，值嵇、阮而方贵。若斯流者，可胜纪哉!故曰“废兴，时也。穷达，命也”。适使时无识宝，世缺知音，若《论衡》之未遇伯嗜，《太玄》之不逢平子，逝将烟烬火灭，泥沉雨绝，安有殁而不朽，扬名于后世者乎!
(取材于《史通·鉴识》)
注释：【1】孔宣：孔子。
译文：
人的认识有畅通有滞塞，人的神智有昏聩有清醒，对事物的诋毁赞誉因此而不同，喜爱憎恨因此而各异。三王受到诽谤，碰到鲁仲连才得以澄清；五霸享有名声，遇上孔子才受到诋毁。这就是事物有一定的标准，而鉴别却没有固定的认识，要想评价研核恰如其分，大概只有千年才能遇到一次吧!何况史传作为文献，精深博大，学者如果不能窥探求索它的幽深隐微之处，不能探寻其中深远的事理，怎么能够辨别它们的利害得失，分清其中的善恶是非。
看看《左传》这部书，是三传中最好的，而在汉、魏两代，竟然不列入学官，儒学者都轻视《左传》一家，而极力推崇《公羊传》《谷梁传》。左丘明身为鲁国史官，从孔子处接受了《春秋》经，论时代与孔子出生于同一时代，论才德他们都以巧言伪善为可耻。另外两家，都师从于孔子的弟子，是最先显达者的门人，才能见识本不相同，年代又相隔久远，怎么能拿那再传之说，来比这亲自受经而写成的《左传》呢!再加上《公羊传》《谷梁传》的道理又有偏颇，言词多鄙俗粗野，和《左传》相比，不可同日而语。
到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相继著述，前后相承。王充著书，已经称班固第一司马迁第二；张辅立论，又贬低班固而褒扬司马迁。然而这两部史书，虽然互有长短，不断听到有关它们得失的评价，但它们大抵上风格相同，可以看作同类著作。班固遵循过去的惯例，非常合适恰当，难道说虽然是费尽神思创造出来的著作，反而要受到见识浅薄的人讥笑。
刘祥撰写《宋书·序录》，一一评说各家晋史，他的观点概括地说是：“何法盛的《晋中兴书》，杂芜而缺少气象，王隐的《晋书》、徐广的《晋纪》，沉沦而缺乏华彩。”史书的叙事，应当明辨而不浮华，质朴而不俚俗，它的文辞正直，它的事情真实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如果一定要像孔文举的文章那样含有特异的气质，像刘公幹的文章一样高爽飘逸，像扬子云的文章那样内含美质，像司马相如的文章那样文采飞扬，这就成了拼凑汇集华丽的辞藻，雕琢描绘漂亮的文章，要想称作实录，难道可能吗?以此来诋毁指责史书，可见是无的放矢地妄加批评了。
人的废弃兴起，是时机造成的。人的困窘显贵，是命运主宰的。而史书的命运，也正是如此。至于《老经》撰著于周代，《庄子》成书于楚国时代，遇到汉文帝、汉景帝才开始流传，碰上嵇康、阮籍才受到重视。像这一类的遭遇，能记载得完吗!所以说“废弃兴起，在于时机。困窘显贵，决定于命运”。假使当时没有识宝的人，世上缺乏真正的知音，就像《论衡》没有遇到蔡伯嘴，《太玄》没有碰到张平子，这些书就将会烟消火灭，湮没无闻，哪里还有埋没而不朽，扬名于后世的呢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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